“钱”是许多民俗现象的道具，也是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，与钱有关的“摇钱树”也是如此。
四川西昌出土汉代“摇钱树”残片
汉代墓葬出土的“钱树”
汉代墓葬中，多有被称为“钱树”的随葬明器出土。这种器物大多分为两件：上部为青铜树形铸件，有主干和枝叶，枝叶往往附有钱形挂饰，并且有人物、禽兽形象，有的树干上铸有佛像；下部为树座，树座有陶质、石质和铜质多种，表面有山峦、人物、神兽图像，也多饰有钱纹，顶端中空，用以插立上部的青铜树干。
20世纪40年代，考古学者冯汉骥注意到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这种器物，定名为“钱树”，基本得到学界认同。也有的学者称其为“摇钱树”。
此后，这种器物陆续出土于四川、云南、贵州汉代墓葬。就考古发掘资料的数量来说，以四川为最多，云南次之，贵州数量较少。
由于这些汉代墓葬在发掘时大多已遭盗掘，“钱树”出土时多为残件，只有四川彭山和广汉出土的两件依然完整。
有的学者综合分析了“钱树”出土资料，指出“钱树”流行的时间，大致在东汉初年至三国蜀汉后期，也就是公元84年至公元253年期间。研究者将已经发现“钱树”或“钱树座”的地点之间的交通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，迄今为止出土的“钱树”及“钱树座”，主要分布在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三条主干线上。
这一分析，可以说指出了重要的历史文化线索。尽管个别意见尚须商榷，但是总的考察收获，无疑使人们对于“钱树”的分布及其有关社会文化现象，得到了新的认识。
所发现的“钱树”的造型特征，共同之点在于均在树干及枝叶间悬挂钱形装饰。其钱大多是“五铢”。附属装饰，有车马，人物，龙、虎、象、鹿、羊、辟邪、玉兔、蟾蜍，出现相当多的神话形象，其中以西王母形象最引人注目。
而与西王母传说有关的青鸟、九尾狐等，也构成神话世界的重要内容。
“钱树”的文化象征
对于“钱树”的具体文化象征意义，已经多有学者参与了讨论。
于豪亮先生引录《三国志・魏书・邴原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原别传》的一段文字，以为与“钱树”有关：
原尝行而得遗钱，拾以系树枝，此钱既不见取，而系钱者愈多。问其故，答者谓之神树。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，乃辨之，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。
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三六引《邴原别传》文字略同。于豪亮先生认为，“这是关于钱树最早的记载”。然而他又指出，“但是从这段记载中看不出当时是否已有像后代那样的‘摇钱树’的传说。这大概是由于钱树的传说当时极为普遍，人们以为没有必要将它记录下来的缘故。”他注意到“作三山耸立之状的钱树座”，提出了“钱树、钱树座、鱼龙漫衍之戏以及后代灯中的山，都从同一传说――海上三神山而来”。对于“钱树”本身的意义，他又指出：“钱树的出现，正反映出当时货币的使用已很发达，人们认为掌握货币就是掌握财富。
俞伟超先生就《邴原别传》的记载也有这样的分析：“这个传说，正说明在社树之上系钱，是汉末的一种淫祀，钱树显然就是模仿这种淫祀的，而在钱树流行的地区内，这种淫祀看来是极为泛滥的。”“以树的模型随葬，最可能是用来象征社神（土地神）。”对于这一情形的普遍出现，他又有结合社会演进历程的推断：“当农村公社逐步解体，大土地所有制日益膨胀以后，我想，一些地方豪右就可能控制一地的社神，作为维系和压榨没有完全摆脱公社传统束缚的农民的一种特权。西汉晚期以后这些地方豪右高居历史舞台，墓内开始出现这种随葬品，或许正反映了他们可以像私有财物那样控制社神；当然，他们不可能真正把社神完全作为私有物，而可能只是以一社之长的身份来控制社神。”
对于同一文物遗存形式出现佛教内容的事实，他指出，“钱树的品格既明，就可懂得所以在陶座上作出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，正因为钱树及其陶座本身是象征一个受礼拜、供奉的身物。还应当指出，在其他的陶座上又经常可见到东王公、西王母等神人。显然，当时的社祀同早期道教的一些礼拜活动首先交错在一起，后来，佛教信仰也就逐步渗入到这种最普遍的、传统的社祀活动中去了。”
与于豪亮、俞伟超先生“神树”或即“社树”的解释不同，钟坚先生所提出的“神树”说，则有另外的涵义。他认为，“所谓‘摇钱树’这一称谓是不准确的，应为《山海经》中所描述的各种神树的综合造型。”“钱树”和“钱树座”应当统称为“西王母所居之昆仑神山及神树”。其“神树”概念，包括《山海经》中的扶桑（扶木）、建木、若木、寿木等。
江玉祥先生的解释又有所不同，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花砖墓出土“钱树”的叶片上有“金华”二字，“历来无人注意，无人解释。我认为，‘金华’就是我们称为‘摇钱树’的这种明器原来的名称。”
陈江风先生认为，“钱树的构想与神树、天梯的神话信仰相关，钱树座实际上就是海中神山的模拟，而‘钱树’则是通天的阶梯、日月出入的宇宙之树的象征。它是对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关建木、扶桑、若木等宇宙树的图演。”他还提醒人们注意，“钱树之‘钱’究竟何指？其隐义可从神话资料和考古实物中寻觅。钱纹首先作为太阳的象征而展现其文化意义。”《山海经・海外东经》关于扶桑说道：“扶桑，十日所浴”，“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”，《淮南子・地形》说，若木“末有十日”，这些说法，“均明白无误地点明了神树与十日的关系，日为阳，阳表生，故钱树即为生命之树。用于墓葬则表示其为灵魂升天之树。将钱树置于墓葬的主要功用是安魂，是灵魂仙升等精神寄托的显现。”此外，“钱纹的另一个象征意义是拟指通天之门。钱纹出现于汉代，而在商代的铜树上所挂的则是璧瑗。”“商代铜树上的璧瑗本为通天的象征，而铜树则是通天阶梯的意旨。”“在汉代由方孔钱纹取代商之璧瑗，属于时代变革以后文化原型的新置换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文化传统：树座是仙岛，钱树是登天之梯，钱纹继承璧瑗的文化功用，是天门或天界的象征。”他说，“钱树以仙岛、天梯的神话信仰为基础，以安魂慰死为主旨，以登天得阳、长乐永生相标榜，以人间、鬼界的阻隔及天、地的交通为构想，在抚慰死者的背后，潜藏着生人乞宁获佑的心态。”
也有人认为，“钱树”随葬的意义，主要在于“钱”的象征涵义。“钱以外廓之圆表示天，以中心方孔表示地。所以钱有天地抱合、阴阳相就之兆，阴阳化生可以佑生安魂。现今出土的钱树残片大都出自墓葬之中，由此，我们又可以推断：‘钱’主要具有驱祟护墓、佑生安魂的意义。”论者以为，此外，“钱树”所以为“树”，这是因为，“第一，树是鬼神依附的载体。”“第二，树具有大地繁殖统治中心的‘寓意’。”“第三，‘树’是通天的阶梯。”于是得出结论说，“‘钱’是通天之门，具有‘除阴避祟，佑生安魂’的功用，而‘树’则是鬼魂之所居、万物繁殖的统治中心、宇宙之树、生命之树。‘钱’与‘树’具有互通之处，它们的结合强化了生人对亡者的‘去阴得阳、安魂佑生、登天成仙、长生不死’的美好愿望。所以‘摇钱树’最初是为墓葬服务的，属于明器的一种。”
对于“钱树”的文化象征，可以说众议纷纭，但是大体都公认，这种器物的出现和流行，显然与“钱”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有关。
“摇钱树”礼拜：悠久的民俗现象
“钱树”或“摇钱树”，长期成为民俗观念中一种意味着财富之源的象征。
清人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“摇钱树”条说到北京旧俗有岁末制作“摇钱树”用以祈年的风习：
取松柏枝之大者，插于瓶中，缀以古钱、元宝、石榴花等，谓之“摇钱树”。
山东潍县年画“富贵满堂”
这一风俗的文化遗存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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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杨柳青门画“摇钱树” |
清代杨柳青以“摇钱树”为主题的门神画，画面为一满盛珠玉、珊瑚、金钱、元宝的聚宝盆，书有“聚宝盆”字样，有金钱为饰。聚宝盆中生一树，枝上挂有串钱，枝叶间又有数十枚散钱悬缀，钱文可见“天下太平”、“五谷丰登”。四童子攀摘树钱，有整枝折下者。
山东潍县的“摇钱树”画面，则是钱币整齐地铺缀于树枝。南京高淳的“摇钱树”木雕，则两株“摇钱树”并列，各有孩童攀折，树下以簸箕、木铲、推车收储，一如农家场上作业景象。而两株“摇钱树”枝上所繁密缀生者，一为钱币，一为元宝。
在一组题“金玉满堂”“长命富贵”的年画上，也各以“摇钱树”为主题。两棵树上钱的缀生形式有所不同。“金玉满堂”图上两童子手持钱枝，“长命富贵”图上两童子手捧金钱。分别以“金玉满堂”、“长命富贵”为钱文的硕大钱型牌饰，平悬于树干前。
清代朱仙镇以沈万三故事为题材的门画，也有“摇钱树”画面。（沈万三是明代巨富。王世贞《国朝丛记》说，“大豪沈万三伏法，高皇帝籍没其家，所漏赀尚富。”）画面可见沈万三和沈夫人及一女侍在观赏聚宝盆中的“摇钱树”。沈万三的衣服，竟然也是以钱文为图案。
清代绵竹墨线版印条屏也有“摇钱树”画面。一对夫妇在树下对语，树上一童子摘取金钱，下有一童子以容器接承。树上所缀钱均为单枚，没有串钱。据说描绘的是清人《天缘记》传奇所说天女张四姐下凡，与贫士崔文瑞结合，点化一“摇钱树”的故事。画面钱文为“顺治通宝”、“康熙通宝”、“雍正通宝”、“乾隆通宝”、“嘉庆通宝”、“道光通宝”、“咸丰通宝”、“同治通宝”、“光绪通宝”。
陕西神木灯画“金玉满堂，长命富贵”画面以“摇钱树”为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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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朱仙镇年画“沈万三” |
清代四川绵竹年画“张四姐与崔文瑞” |
（摘自《钱神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18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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